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33年
1月 17日 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签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提出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3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3月 1日 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致电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政委，庆祝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于黄陂地区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全部及第59师大部的胜利。 3日 与项英、张国焘签署《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平津》。宣言指责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调集30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抗日的红军；强调只有广大的千百万民众的武装，才能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重申愿意在“三条件”下与任何军队订立联合作战的协定，一致抗日。 4日 与项英、张国焘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39号--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 4月 15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合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宣言重申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21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署发出《为夏耕运动给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信中强调各级政府要注意夏耕生产活动，“立即将革命的夏耕战斗开展到所有红色农村中去”。为了群众利益、为了革命战争实现增加二成收获的计划，保证农业丰收，保证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给。 28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署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号》。训令强调，在进行革命战争的年代，发展经济、扩大对外贸易等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指示要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本月 与项英、张国焘联署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四十二号一一为检查和取缔私人枪支禁止冒穿军服事》。 5月 8日 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提议，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秦邦宪为委员，由项英暂行代理主席。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 28日 与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指出在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向广东、福建一切武装队伍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同他们订立战斗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 30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署发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宣言》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当局拟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塘沽协定》，号召全国民众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夏 重过大柏地，回忆起1929年2月与朱德指挥红4军在此地消灭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两个团的战斗情景，作《菩萨蛮·大柏地》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6月 10日 与项英、张国焘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通电郑重宣布，绝对不承认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 上旬 在宁都出席中央局会议。在会上发言，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但秦邦宪在会议的结论中重申前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7月 11日 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 的建议，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会议，作出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 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 与项英、张国焘签发《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决议规定以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此年“八一”建军节授予军旗于红军各团。 29日 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应该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 △ 应邀出席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晚会，并作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演讲。 8月 8日 为庆祝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在福建击溃参加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国民党第19路军所取得的胜利，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中央政府电贺东方军的伟大胜利》。 12日～15日 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其中的一部分)。报告着重指出经济工作对革命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批评了那种把革命战争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 30日 与项英等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电，指出本政府代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一切密约，并正在号召动员与武装全中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保持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9月 6日 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宣言再次阐明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宗旨：为根本改善中国工农劳苦民众的政治经济状况而奋斗。宣言向全国军队宣告：不论什么军队，只要赞成我们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三个条件，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 10月 11日 在于瑞金召开的雩都、会昌、门岭、长胜、西江、瑞金6县农业工会查田运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查田运动是最后肃清苏区封建残余势力，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工作。战争动员、扩大红军等工作是与查田运动不能分开的任务。 18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指出：“粉粹敌人五次'围剿'的大规模决战，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争取更伟大胜利的最重要关键”，号召“动员我们一切的力量为苏维埃的出路而战，以我们的热血，争取这一决战中我们全部胜利”，并为此提出了八项要求。 本月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19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建行(潘汉年)，在江西瑞金举行抗日反蒋谈判。双方谈判期间，毛泽东与朱德等多次会见徐名鸿、陈公培，并表示完全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合作。经谈判，双方签订了《反日 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 11日 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为“中日 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围剿”红军在金钱、武器上的支持，竟承认华北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本月 在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后，向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以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遭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拒绝，以致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19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时机。 12月 15日 与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处置红军中逃跑分子的命令。命令指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并宣布了针对不同的逃跑行为予以惩处和动员教育其归队的方式。 20日 与朱德发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19路军的第一电》。电文对福建人民政府自与中共苏维埃政府订立反日 反蒋协定草约以来，没有积极进行反日 反蒋行动，没有在发动与武装群众方面进行任何具体工作提出批评。要求他们立刻采取果断的行动，集中所有武装力量，立即开始反蒋决战，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日 反蒋的群众斗争，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保证：“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