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我党全民族抗战路线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干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这两篇文献及在此前后毛泽东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谈话,从分析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入手,深刻揭示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点,全面阐述了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是我党发动全民族抗战,迎接全面抗战阶段到来的行动纲领,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

   毛泽东正确分析"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国内矛盾的发展变化,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从而激化了它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应当利用这种矛盾,以促进抗日为目的,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从而导致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把资产阶级推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为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到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我们必须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于上述目的和要求,我们要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团结抗日的总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为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抗日的方针,做出了四项保证。毛泽东指出,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的消失。因此,我们在同民族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同时,对内要保持一定的阶级警觉,在政治上、组织上及行动上坚持独立自主。毛泽东分析考察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背景,指出蒋介石走向抗日不是自觉自愿的,是迫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就其对内政策而言,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他不愿实行民主政治,不给人民以自由,坚持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企图利用一切机会进攻乃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民族矛盾突出,阶级矛盾依然尖锐存在,这是现时形势的一大突出特点,并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始终存在下去。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我党坚决抗战的政治主张,把推动民族抗战,争取民族解放大业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阶级警觉,在努力同国民党结成并注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动纲领,并在一定限度内同反共势力作必要而又坚决的斗争。这既是确保我党我军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抗日战争得以胜利进行的需要。为了民族利益,我们在某些方面可以实行有原则的让步,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特区和红军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了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阐明了共产党的领导对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动摇妥协,因此,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有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在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共产党在抗战中对于全国人民的领导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导,具体内容包括: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提出正确的政治口号;党要成为实现这些口号所指示的目标的模范;按一定原则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党的队伍,加强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毛泽东还强调要同党内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努力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人群众。"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干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转变沦的学说,对领导民主革命与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这两者的关系作了精彩论述。他指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好比上下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在国内政治生活刚刚出现新的重大转折的时候,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抓住决定今后斗争形势走向的两个主要因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行科学地分析,正确规定了党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切政治的、军事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依据。它不仅为我党在新形势下正确把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新格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更好地组织、发动和领导全民族的抗战提供了有力武器,而且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如何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随着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基本形成,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正确地制定党指导抗日战争胜利进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他说;按照敌情,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是日本进攻的辅助方向。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我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创造根据地;(二)箝制和相机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而不是战役战斗的配合);(四)保存和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创造根据地。执行这一方针,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方面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我军的行动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不能听蒋介石的。我军什么时候开赴前线,到什么地方,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当时机,迟了不好,早了也不好。我们同国民党谈判关于总指挥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正在斗争中,因此不宜早出兵。出兵也不能一下子全部开出去,要留一部分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我们在敌后必须有回旋余地,才能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报告后,进行了讨论,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与会同志就几个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一是出兵的时间问题。一些同志认为,现在战局很严重,正是战争处在危机的时候。在此情况下,早出兵对我们政治影响好,部队也可得到一定的物资补充。这种考虑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蒋介石要我们出兵的用心。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致使协议迟迟不能签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我军出兵,目的在于保存自己实力,把我们推到前线,借日寇之手消灭异己。二是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数量问题。鉴于蒋介石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还有十几个师的兵力,对我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威胁很大,多数同志同意暂时出兵三分之二,尔后视情况再作决定。极少数同志对此持异议,主张把兵力全部拉出去。三是出兵后作战形式问题。相当一部分同志主张部队开出去打几个大仗,以扩大我们的影响。他们特别强调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较集中。四是对国民党的估计问题。少数同志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积极性,对其两面性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警惕。这些分歧意见,反映出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由内战到抗战转变的要求。

   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并且指出,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对此原则,与会同志一致同意。

   会议在以上基础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党在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挑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因此,今天的抗战中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且有严重失败的可能。"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为争取抗战胜利,"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已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机。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干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会议还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撰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为实行全国抗战,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了共同纲领。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重要历史转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文件,正确分析了抗战形势,全面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纲领和政策,规定了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确定了我军在敌后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为指导我党我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建明)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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