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老师的趣事
毛泽东的性格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常与别人不同。在和老师的关系上也发生过有趣的事。
他在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时，曾与国文老师袁仲谦闹翻了脸，一段时间内两人各不相让。后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感到老师是为自己好，作为学生不应顶撞老师，更不应与老师作对。想通之后他专门到袁老师家赔礼道歉，他抱歉地说：“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袁老师对毛泽东此举也很受感动，对毛泽东表示原谅，也检讨了自己的毛病，后来两人相处甚笃，成了好朋友。特别在读书和作文章方面毛泽东从袁仲谦那里受益匪浅。后来他回忆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冲撞先生
——毛泽东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
1913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学校。
国文老师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教室，上第一堂国文课。
讲课之前，袁先生想认识一下学生，就拿起学生“花名册”点起名来，他念一个学生的名字，那个学生就站起来答一声“到”。
“毛泽东”，当袁仲谦点到第四十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学生的名字时，随着一声略显柔弱的回音，从后排座位上站起一个年轻人。这名学生二十左右，高高的个头，身穿粗布衣裤，里面好像连棉袄也没有穿，“这大概是一个农家的孩子”，袁仲谦心想。
毛泽东有些不好意思，先向先生行了注目礼，然后腼腆地笑了笑。
袁先生被毛泽东敦厚的神情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所动，不由得又朝他多看了两眼。第二个感觉就是该生“天资聪颖”！他面带满意之色，向毛泽东点了点头，用手示意这名学生坐回他的位子上。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第一堂课，袁仲谦讲授的是古典名著《严先生祠堂记》。
《严先生祠堂记》是宋朝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所作。光武帝刘秀是东汉的第一位皇帝，在位执政30多年。在继位之前，曾与学士严光交情甚厚。刘秀登基后想起他这位好朋友，邀请严光一同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范仲淹的这篇碑文，全文只有200多字，充分表达了他对光武帝和严光的敬慕之情，赞美了光武帝贤君爱才，严光不爱权力和俗名的品格。这篇碑文很有文采，流传千古。
袁仲谦上完这节课，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作文题目叫“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就是因为做这第一篇作文，毛泽东和老师搞得互不相让，本来已对毛泽东怀有好感的袁仲谦先生，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毛泽东在作文中对范仲淹的说法提出了与袁先生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真的决心不接受光武帝的邀请，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枕呢，这不也表明了他图权贵慕虚荣吗？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刘秀初主朝纲，正是用人之际，无论作为刘秀的朋友还是国家的臣民，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严光都应当挺身而出，辅佐刘秀。
袁仲谦在批改作文中，首先映人他眼帘的是毛泽东那别具特色的小楷字，它笔画粗重，似乎是受不了小方格的束缚，都写出了格。“这个毛泽东，看来是颇有个性的！”袁先生边看边想，当他看完全文后，立时被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那娴熟的章法、通达的文理所吸引，他高兴地批道：“大有孔融笔意”。但看到毛泽东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民国某年某月某日第一次作文”时，袁先生心里顿时产生不快：我没让你这样写，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写呢？看来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比较传统的袁仲谦决意挫挫毛泽东的锐气，又批道：“作文、做事须守一定之规，切忌标新立异！”
批改完毛泽东的作文，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的教室，把作文本退还给毛泽东，要他把文章重抄一遍。毛泽东弄清事情的原委之后，也产生了一些想法，认为这位先生太专横，便把作文放到一边没当事。
后来上国文课，袁先生又两次催问，毛泽东都回答“没有抄”。这在奉行师道尊严，先生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惟先生之命是从的当时，学生公然违抗师命，这是“不敬”。因而袁先生很不高兴，一气之下竞把毛泽东的作文本撕了。
毛泽东自来也有独立性格，绝不盲从，袁先生的过火做法，也使毛泽东极为不满，他起立质问袁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还要与袁先生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弄得双方都很难堪。
最后，在再抄一遍时，毛泽东仍加上了关于写作日期的这句话。袁仲谦也不好再扯掉，无可奈何，这件事就放下了。
事过后，袁仲谦对毛泽东很有看法，总觉得没有面子，便采取“管不了就不管了”的态度。毛泽东也很窝火，决心找找这位先生的小茬，反讥一下。
有一天，一位工友不小心，打破了庭院里的一只大花盆。这事被兼任学监的袁仲谦知道了，就把那个工友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工友承认了错误，他还是不依不饶，用手指着工友的脸大骂一通。事情也凑巧，毛泽东路过此地，本来就对袁先生有看法，面对这一情景，他深为这位工人师傅鸣不平。他顾不上师生礼仪，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好说嘛！”袁仲谦明知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但也无话可说，因为他确实不应这样发脾气，只好羞愧地走了。
此后，袁仲谦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更不想理睬这个“犯上”的学生了，两人闹起了对立。
本无大错
——先生不让在作业本子上乱写，这本来就没有大错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后，袁仲谦和毛泽东也都转入一师继续教书和读书。如果老天照顾两人，就应借这个机会，使两人不在一起。哪知老天偏让他们难堪下去——袁先生竟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员。
时间老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袁仲谦在授课过程中审视着自己的学生，毛泽东也在学习中观察着自己的老师。经过这一年时间的互相“审视”和“观察”，两人都消了气，并逐渐地改变了看法。
毛泽东看到袁仲谦先生虽然思想比较守旧，教育方法也有很大成分是封建式的，可是，他酷爱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博览古代经、史、子、集，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他治学严谨，常以古籍中古人的品行和治学精神自励，具备了为人师表的许多优良德行。他对教学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对学生尽心尽意，从难从严要求。他在教授国文课过程中，善于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的成就和治学精神激发学生，要求大家“真心求学，实意做事”，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志气，慢慢地他觉得袁先生是一位好先生。他又常常反思以前的“作文风波”和“花盆事件”，认识到：首先先生不让在作业本子上乱写，这本来就没有大错；训斥做错了事的工友，充其量是个方法问题，用不着自己当着众人的面揭先生的短，让先生下不了台，毛泽东深感自己有些对不住袁先生，应该向先生道歉。
袁仲谦对毛泽东的看法也在改变，他感觉到毛泽东显然比以往成熟多了，个性也在改变。虽然有过两次顶撞自己的事，但毛泽东确与一般学生不一样，他对自己的国文课照常认真听，认真学习。在学校开设的二十多门课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国文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在这些课上面花的力气、下的功夫也最多。毛泽东刻苦好学对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十分用心，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从楚辞汉赋到唐宋古文，从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有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探讨。
他也十分喜欢诗词，能背诵好几百首。他重视探讨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他也多方搜集。对于哲学，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深入思考，而且还利用课余或自修时间深入钻研，或找老师请教，或与同学研讨。他求知欲极强，读书面甚广，由于家庭不富裕，买不起书，就常常到古旧书店去买折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其喜爱的内容，便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抄录下来。他的这些好的品行、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已显露出来的才华确实高于一般学生。
袁仲谦历来喜欢和看重品学兼优的学生。平时对学生从严从难要求，也是为了多为国家培养几个人才。毛泽东作为一个从农村来的学生，对文、史、哲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和造诣，这是难得的呀，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也在改变，由讨厌逐渐地喜欢起来了。他认为自己应当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找他好好谈谈。
当面忏悔
——“先生，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
一个星期六放学后，毛泽东吃罢晚饭，稍事收拾便在腋下夹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匆匆前往“李氏芋园”。他是应袁仲谦先生之约，前往他家去谈话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几栋楼台馆舍，颇为精巧，园内亭阁花树，池塘假山，十分玲珑雅致。过去，这里曾是衡粹女校。如今，学校迁出去了，房屋就做了第一师范和别的几个学校的教授公寓。平时来往的先生和学生很多，一般性的拜访和讲学也十分频繁，使沉寂幽静的李氏芋园变得热闹起来。
毛泽东轻轻地叩响了袁先生家的红漆大门。一会儿，袁仲谦的夫人戴师母开门，把毛泽东迎进屋里。
袁仲谦先生正在书房备课，听说毛泽东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到书房里面坐。戴师母送上茶水之后，师生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恳谈。
袁先生关切地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世、家庭和个人经历，毛泽东就把自己韶山冲启蒙、东山求学、参加新军、定王台自学及投考师范等情况，向袁先生讲了一遍。最后，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先生，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
袁仲谦用手势制止毛泽东，不让他再说下去：“不，润之，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它了！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学习方面的事情。现在，你读了不少的书，古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章也做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你如果能在学习方法上再改进一番，那就更好了。”
接着，袁仲谦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谈了他从教学实践中体验出来的真知灼见。
谈到学习态度，袁先生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还结合不够。他提醒说：从早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只有把苦读和巧读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关于读书内容，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他以“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读尽。况且，因目录学家对图书的分类不甚严格，常有应归人“集”的而未收，各家补《志》增补了为数不少的“集”，还是不“全”。总集之中流别繁多，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人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方法”的问题。
在讲读书方法时，袁先生颇有体会地说：必须搞清“博”与“精”的关系。所谓博，就是泛读各类书籍；精，就是重点研读书中精品。好比牛吃草料，吃了以后再吐出来，慢慢地反刍、消化，为的是吸收养分。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求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
他颇有体会地说，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必然不能记住其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
总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
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学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
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他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其中，第一部书就是《文选》。袁先生介绍：《文选》系南朝梁萧统编。萧统死后，谥为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因此也称《昭明文选》。《文选》选录文章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文章的立意谋篇，要出于精心思索；文章的思想内容，要用有文采的语言表达出来。“沉思”、“翰藻”，是《文选》选文的主要标准。此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详近略远，也就是时代较近的，入选的就增多。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文选》所选的文章，后人不但把它们当作范文读，而且当作字书、类书看；《文选》所选的诗歌，后来也成为揣摩的典范，称为“选体”。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
从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师生作了一次彻夜长谈，一直到旭日东升。
自从和袁仲谦先生深谈后，毛泽东遵照老师传授的读书方法，去悉心领悟，身体力行。古今知识，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陶冶了他的性情，增长了他的才干。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受益。
难忘师恩
——多亏袁大胡子
1918年夏，毛泽东毕业离开了一师，也告别了袁仲谦先生。
两年后，毛泽东又回到母校，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这时，袁仲谦已于1919年辞去了一师的教员职务，到别的学校教书谋生去了，而毛泽东则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30年以后，毛泽东成了新中国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是个颇重感情的人，他十分向往故园，更怀念教育培养他成长的老师们。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特地邀请原第一师范的老师和学友徐特立、王季范、熊瑾玎、周世钊和谢觉哉等人，来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
叙谈中，周世钊告诉他：罗元鲲先生已年迈七十，现回新化县老家，但因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袁仲谦先生因积劳成疾，早已在1932年病逝。其遗孀戴氏年迈体弱，无依无靠，生活难以维持。说完，周世钊将罗元鲲写给毛泽东反映他和袁仲谦先生家属生活窘迫状况的信呈上。袁先生一师的同事、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先生，也送上一纸陈请给袁以救济的信。
毛泽东深深震动。张干、袁仲谦、罗元鲲等都是第一师范第一流的师表啊！他们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有本钱、有机会求得高官厚禄。可是，他们热爱教育事业，宁可一生清贫，也要为国家培养人才！想不到，这些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晚年竟然会生活无着落。这都是旧社会留下的罪恶渊薮，新社会决不能眼看着这样的事发生！人民政府应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敬老尊贤，这是个政策问题，甚至是关系到新中国的江山能否稳固的大问题！现在，虽说国家初建，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但再难也要救济这些教育界的前辈，于是，毛泽东决定亲自过问上述几位老先生的事情。
几天后，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具体交办此事。
王首道接到毛泽东的来函，即派人前往袁仲谦家中，详细了解其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并向袁师母表示问候。不久，长沙市民政部门根据省政府的指示，每月发给袁师母30元的生活补助费。后来，袁师母生病，毛泽东从周世钊那里得知情况后，嘱周带去300元的现金送给她治病，调养。不久，老人医治无效逝世，毛泽东又让周世钊转交了300元的丧葬费。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袁的亲朋好友，计划给他修葺坟墓，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罗先生于同年10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上述请求。数日之后，毛泽东就作了回复，他写道：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
罗元鲲接到毛泽东随信邮来的碑文，激动万分。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忘不了老师授业解惑之情。
他当即将碑文转呈新化县政府，并告知袁仲谦的亲属。后来，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矗立在袁仲谦先生的坟前。
袁仲谦先生在世时，致力于教书育人，未曾显达。他绝没想到，当初曾让他下不来台的倔犟学生能成大器；更没有想到百年后受到已成为新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的深切悼念，并为他亲写碑文。
而毛泽东尊敬师长的做法也成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