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 撰文 摄影记者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他交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新华社摄影记者，也是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接到通知，他将 同时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多年从事政坛摄影，他有一种重如泰山的压力和责任。然而对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这一重任，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否胜任没有把握。这时，他倏然想起一句古诗：高处不胜寒。 难道这就是冬季的机缘？ 他曾问过办公厅的领导：“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虽然他从60年代就走进中南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墙”摄影师。他跟随在总理身后，为当时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彩瞬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他的记忆里有时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沉默、忧郁。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由于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所以杜修贤对毛泽东仍有一丝神秘感…… 杜修贤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接见外宾，叫他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游泳池。 他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处。 他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的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竟一点没有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一骇，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他们，他拿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杜修贤：“主席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贤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熟悉我呢？”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见他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杜修贤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高兴。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不爱面对镜头的，记得有一次，他和中央新闻摄影小组的几个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准备提供给画家们使用。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要更换，画家需要临摹的样本，这个拍摄“样本”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央新闻摄影小组几个记者的身上。几个记者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摄影师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杜修贤又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大家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侧转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 大家见主席放松了，也跟着松了口气。 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 过了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 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有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就一律拦在门外。 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 外宾由周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杜修贤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他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毛泽东充满了自信。 喀嚓，喀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工作人员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 杜修贤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没有想到，这个在中南海干了10年的摄影师一个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就这样降临了。 他激动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那双温暖的巨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陕西米脂。”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递给他，这简直不可思议！连他会吸烟主席都知道。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哎！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吗？” 杜修贤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 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支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杜修贤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 他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这一番话勾起了杜修贤遥远的回忆。 “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了起来。 接着，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贤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每个细节都被勾画了出来。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儿掖在口袋里，另一个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的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忽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 谈完话，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 离开主席住所，杜修贤想起了那根雪茄烟，他捏了捏，放在鼻下一嗅，带劲！原来，他留个心眼：这烟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支雪茄烟杜修贤珍藏至今。在今天，也许有些年轻人感到他的举动似乎可笑。然而，这却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民，对领袖爱戴和敬仰情感的真实流露。 ★ 杜修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期间，他的任务最艰巨，责任最重大。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骤然衰老再也躲不过真实的镜头，而八方责难却向他涌来。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幸亏医生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也很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当时周恩来也身患绝症）。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 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地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 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上就座的。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身体的骤然衰老同样也躲不过摄影记者的镜头。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他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沓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大家的心上。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当时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的记者更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镜头。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当杜修贤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后，他却为获得一张对得起亿万人民的照片而绞尽脑汁。 为了弥补这种偏差，杜修贤和他伙伴们几乎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他们的心更加沉重。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他们能理解。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四人帮”的指责。 每次开启快门后，留在胶卷上的形象让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样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片子都要经过中央领导人审看。一般是总理先看，看后就送到钓鱼台给住在那儿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看。 几乎每一次审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杜修贤，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意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里，江青绝没有记者们去得多，他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呛：“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你们的。” 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 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样写道：“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应。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应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励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毛泽东也不能拒绝这些热忱的请求。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地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不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听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儿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朗月，皎皎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紧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先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一点，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啊！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操的心最多。他今天只给我们三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呀！ 第一次的“三分钟”难关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泽东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泽东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泽东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泽东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三分钟摄影时间的最佳分配，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哪！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流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