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丽
刚踢了毽子，一条黑长的辫子从胸前被一只小手甩向颈背，我跨进房门口，听见爸爸和妈妈在商量好事。
我好奇地问爸：“谁是润之？他是干什么的？”
爸爸朱剑凡笑嘻嘻地回答：“他是了不起的年轻人，名叫毛泽东，知道吧？在闹革命啦!”
妈妈的声音显然是愉快的：“今晚搞什么好菜款待他？……哦，我记得他爱吃我们做的油泡鱼、火焙鲫鱼……”
我拍着手跳：“好!我也爱吃。”
毛泽东和爸爸坐在客厅里喝茶谈当前形势。
“我们的文化夷社顺利开办了，这要多谢你的经济捐款和政治上的支持。”毛泽东的声音使那客厅门口，穿着红衣的女孩我专心静听。
“来，八妹子!过来。”
我应了一声，跑到爸爸膝前，害羞的眼光，痴看着青年毛泽东。
“叫毛叔叔!”爸爸低头对我说，摸着我的辫子。
我乖乖地喊了一声“毛叔叔。”
毛泽东笑问：“你几岁了呀!”
“我五岁了。是周南女校一年级小学生了。”
毛泽东一怔：“哦!难怪你这样活泼、大方啰，别人家的女孩子逢男人都怕见，咦!你没有缠脚，也没有穿耳孔。”他望着我，似乎要寻找我身上的特点。
我勾着爸爸的颈脖，坐在他膝上，好奇地报以傻笑。心中产生了一种欢快和亲怩感。这穿着灰色布长衫，头发蓬松，目光锐利的二十余岁的青年身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到延安之后，群众爱戴的领袖毛主席，就是我早年在家见到的毛叔叔。他怀念旧友，怀念我的爸爸妈妈。“唉!你爸爸死的太早，要不，就当上我们的教育部长了，可惜。”“你现在已当上大夫了。”毛主席在延安初次见到我，谈了那么多，他还鼓励我说：“你要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我们边区缺医缺药不要紧，有你们这些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医生，为病人利益救死扶伤，是会克服暂时的困难的。”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激励了我的事业。在悠悠四十年行医的旅途中，我全力以赴，治愈了许多垂危病人，始终是一个医疗作风良好的医生。
怎能忘记儿时我家庭院里，曾遇到一位心怀大志的英俊青年，他见我走了过来，笑问：“你真了不起了，是小学生了。你爸爸好爱你。”
我害羞，又调皮回道：“毛叔叔，我爸爸才真的喜欢你哩，说你听工人和农民的话……毛叔叔，你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不把饭粒掉在地上？是不是你要当泥木工去？”
毛泽东大笑起来：“是的，我要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还要当泥木工的带路人……你听懂了吗？” 我摇摇头。 毛主席握着我的小手亲怩地说：“啊!难怪你爸爸爱你，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读书，世界上有许多道理，慢慢就会明白过来的。”
我带着满脑子听不懂却又能背诵出来的话：“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泥木工的带路人”……而最激励我的是“好好读书”。
的确，毛主席给我儿时的教导，在我的实际行动中实现了，初中我跳级一班，高中跳级两班就跳到医学院校，直至毕业。那时我才二十一岁便在医院当大夫，四十多年的医务工作之后，进入六十三岁的这一年开始执笔写作。我能在生活的旅途中披荆斩棘爬上山顶，是毛主席给我有力的鼓励。
我不会忘记1940年，那时，党中央办事机关设在杨家岭，新盖的大礼堂尚在施工，毛主席、王稼祥、杨尚昆、王首道、吴玉章，以及许多同志都暂时分住在土窑洞里，我和王稼祥住的窑洞与毛主席住的窑洞是近邻。
一天，毛主席的右肩疼痛，勉强握笔，他紧锁着眉尖对我说：“我这右边肩膀好痛呀!已经有好几天了，你这个医生有什么好法子？”
经过我的检查之后，确诊为右肩胛筋腱炎：“毛主席!你这是受了凉，又受了湿。”
“受了凉湿，那怎么受的？”
我仔细察看这窑洞又去摸摸那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再细瞧床上好薄的褥子和盖被。“啊!”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又快步走向窑洞壁的又深又黑的防空洞口，一阵阴风扑向我。
“主席!你盖的被子太薄，桌上写东西的玻璃板太凉，这防空洞口的阴凉风直吹进窑洞里，是个威胁。”
“什么？你是说对我的生活是个威胁？”
“唔!你的肩痛就是这阴凉风吹的，盖的东西要加厚，玻璃板也不能用了，设法子挡住这股防空洞口的风。”
毛主席睁着眼望着我，半信半疑。
我请毛主席坐在椅子上，开始给他按摩，他感到舒服：“这几下子就把酸痛减轻了……嗯!你说的看来有道理，害死人的阴风、歪风、不正之风。……”
我边按摩边听。
毛主席继续说：“现在在党内有一股不正之风，就象这防空洞的风，害人不浅，我们全党必须要发动群众整顿三风。……”
按摩完后，毛主席急忙又伏案写起来。不久，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当我听了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读了整风文件之后，我深深感到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毛主席患肩胛关节痛，坚强地与疾病作斗争，仍忘我的工作，令人尊敬。当我劝告毛主席，请他每天做功能恢复把手举的高高的动作，以及其他活动时，他的回答是“没有功夫”。
我说：“毛主席，请你多多活动臂膀，要不右手抬不高，连举手敬礼也会有困难。”
他幽默地回答：“举那么高干什么？只要能握手写字，能抓筷子吃菜就行了。”
久而久之，毛主席的右手抬不起来，我十分内疚的是没有尽到医生应有的责任，没有亲自督促他作恢复功能的活动，以致成了关节强直，尤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向群众招手时，他的右臂总是不能举成一百八十度。这个治疗上的缺点，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在生活上，工作人员想方设法使他的活动多一些。一天，江青在他们窑洞前喊我，我正无事，忙走了过去，她对我说，叫我此刻教毛主席跳交际舞，她说毛主席正忙着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喊手臂不舒服，非叫他出来活动活动不可。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小任务。
警卫员把一个陈旧了的留声机搬出窑洞，放出来的音乐声音是嘶哑的，我表情失望地走过去，警卫员告我，这是从前方缴了战俘的，全陕甘宁只有这一架。是的，是的，虽如此老化，在战争环境中也是个宝贝。
毛主席从窑洞里走出来，先坐在一把藤椅上抽着烟，脑子在想着《讲话》的内容，没有发现我站在跟前。江青忙着找旧留声机片，放出来的仍旧是沙沙音的舞曲，我请毛主席跳舞，教他跳最基本的步法和姿态，我主动地带着他跳，我感到他的右手抱着我背腰部时显得无力，不时移下来：“主席!你应该按时运动，跳舞也可以活动肩胛部的……”
“那好嘛，以后天天请你来教我跳舞。”留声机已换了四张舞曲了，毛主席松下手说：“今天，你叫我向前，我就向前，你教我向后，我必向后，向左向右都听你的指挥……好了，不听了。”他笑着一甩手就进窑洞写《讲话》去了。
当《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时，我心中产生了无限的情感，是我亲自体会了他在写“讲话”时的生活情景。
“朱医生!有请!”这是那天晚上叶子龙秘书在我窑洞外叫我的声音。我应声后，他又说：“可以吗？三缺一呀!清你驾到!”
我问三缺一是什么意思？
叶子龙笑答：“打麻将牌，只有三个人，点名请你凑合。”我说太晚了，他正经地回道：“现在毛主席愿意玩麻将了，趁此锻练他的关节活动，也是医生的任务。”
我即刻跟上，到了毛主席的窑洞里，桌子上麻将牌已摊满，毛主席指着一张空椅叫我坐下。毛主席很高兴，打了头四圈又打第二个四圈，他身前一大堆赢了的筹码，笑指着我：“朱医生，朱阿姨!你欠了我多少？快算出来。”
我在心中算着，但算不出来。
毛主席说：“我这牌押了你二万元，又买了你四万元，加低子一千元，还翻了三翻，一共多少？”
毛主席见我窘迫笑道：“我就是要逼你快点在心里算出来，哈!快算，有几千几万？”
我算呀算，还是毛主席很快地先算出数字来。又打了几圈之后，他站起来说：“好了，今晚完成了治疗任务，摸一张牌，打出一张牌，又在桌子上洗牌，活动不少了还赢了一大堆金银财宝。”
毛主席除了工作之外，生活上没有娱乐活动，不跳舞，不打麻将，非常枯燥，这一年竟能抽时间玩玩，也是因为活动肩胛关节的目的，大家想了这个简易办法，劝了他很久才答应的，在延安那样简单、朴素、艰苦的环境中，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奢侈了，但又是唯一的松弛脑神经紧张的生活调节。
由于我体会最早最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言传身教，激励了我在自己生活的旅途中常锻练自己脑细胞功能的敏捷性，更时刻铭记延安生活的困难，毛主席本人生活的俭朴，才在我自己的行动中实现起来。
1954年，当我还在北京友谊医院当院长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嘱托我一个他盼望能实现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因我的疏忽始终没有为毛主席解决，辜负了毛主席对戴大夫的一片心。我至今犹感内疚。记得那天在中南海，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我叫叶子龙介绍一位戴医生上你们医院工作，你见到她了吗？”我忙说见到了，并告诉已分配在妇产科。
毛主席继续告我，戴医生的丈夫，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同志，戴医生早年就拥护共产党。他说他对她的为人、品德、历史都了解，可以在友谊医院入党……。她本人早就请求入党。
我欣然答应，我立即告诉了妇产科支部书记，希望他们支部能发展戴医生为共产党员，但我没有指出这是毛主席推荐的。
半年，一年，两年，一直至1960年，我快调离友谊医院的时候，戴医生的入党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我也把这件事搞忘了。
一天，毛主席第三次问我：“戴医生，已经入了党吗？”
我摇摇头回答：“妇产科支部没有通过她的请求。”
毛主席问：“为什么？”
我仍回答说：“没有通过。”
毛主席默默无言。
我回到医院，又问妇产科支书，为什么戴医生没有被批准入党？
支书给我的回答是群众没有同意。
我焦急地说最好能尽快地培养她入党，她是一个忠实于党的事业的人。至此，我心中干着急，却没有亲自和戴医生谈谈心，没有深入到支部去寻找原因，这是我终身难以原谅自己的一件往事。想到毛主席身为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如此客观，如此民主，不走私人路线，不强迫下级党组织，而是按党的原则办事，事后没有批评我的不是，至今使我激动，使我内疚。
反右开始时，在中南海内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毛主席问我：“你们医院里划了几个右派？”
我回答已有十二三个。毛主席沉默良久之后又问：“你们医院总共多少职工？”我回答共有一千一百多人。毛主席提高声音，作右手往前推的手势严肃地说：“你们医院不能划这么多的右派分子，至少应砍掉一半，即算带了帽子，将来也得给他们出路。”
毛主席的对右派分子政策，已先在一个中央会议上谈到了，这次又亲自向我了解医院情况并向我作了口头指示。可见，我虽然是医院“反右办公室”的主任委员，却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我把毛主席的口头指示作为我个人意见，几次向党委提出这个少划右派的建议，而且提出了几个同志不应划为右派的名字，费尽了功夫争论也是枉然。我后悔当时没有找北京市上级领导，把内情转告，我想如果当时亲自去找市长彭真，可能得到一臂之力的。
通过这个问题，我深知党中央毛主席的反右运动，以教育为主，宽大为怀。但政策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执行程度不一样，有的贯彻不够理想，致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迫害。
说来，我要感谢毛主席的一件事，是我和王稼祥同志结为伉俪，是毛主席在无意之间牵的红线。那是1938年六中全会刚胜利闭幕，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区代表举行了聚餐，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忘的活动。我先吃完了，一人走出门外，晚霞抹亮了这饭厅，我昂头欣赏这彩色的时候，听到一阵阵笑声临近，魁梧的毛主席身后，跟着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他们一起走出门外。毛主席一眼见到我笑道。“啊!这是我们的朱医生啊!……哈……来!我问你。”
我红脸快步向前：“毛主席!你好。”
毛主席笑嘻嘻地看着我：“朱医生呀!我来问你，你愿不愿去开一个牛皮公司，你来当经理？”
我怔住了，牛皮公司经理？
毛主席伸出右手，掰着大拇指、食指、无名指、小指不断地说道：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有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能夸夸其谈，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经理必需拉拢一批人为他出力办事；第四，当牛皮公司经理还要会宣传，印小册子，画广告，……第五，还要……”
王稼祥同志连忙近前一步笑说：“还不能红脸害羞。”
毛主席也笑：“是，是，不能脸红。”
我这时满脸通红傻笑。
这时候，警卫员都陆续把马牵来了，各首长都一个个上了马，英姿勃勃地逐渐远去。
隔不久，王稼祥同志打听了我是萧劲光同志的姨妹子，写了一个便条给萧劲光同志：你可不可带你的姨妹子到我家来坐一坐？
我和王稼祥同志认识半年之后，结为夫妇。
毛主席作了红娘。
几十年之后，毛主席笑着向我说：“你把王稼祥同志的身体照顾得如此结实，这是你的功劳，你们可算延安的模范夫妻，假如，没有那次我和你说牛皮公司的话，主稼祥同志就没有机会见到你，至少会推迟时间……。”
啊!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毛主席作了我们夫妇俩的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