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拂晓，从北京饭店开出几辆小汽车，驰过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坐在车内的彭德怀睡着了，高岗也昏昏欲睡。昨夜，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了入朝作战的方案，几乎彻夜未眠。汽车到达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伸了一下懒腰：“哎呀，这辆车可帮了我的大忙！”
　　 高岗直晃脑袋：“我净听你打呼噜了。”
　　 10月19日黄昏，在秋风飒飒的鸭绿江边，三路大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出发了。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踏响了入朝作战的序曲。
　　 出兵后，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有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服过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卫士长李银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毛泽东仍没睡着，在不停地翻身。李银桥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汇报。”
　　 毛泽东闻声坐起：“我起来吧。”他两脚一着地，就朝东屋走。半小时后，聂荣臻走了，毛泽东重又回屋，嘴里喃喃：“志愿军已经过江了，我睡觉吧。”这下他睡着了，随着入朝作战的深入，来毛泽东处汇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毛泽东发了脾气，因为有几个电报内容，聂荣臻怕打搅主席太多，就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处理了。毛泽东知道后声色俱厉：“以后把电报统统拿给我看！”这一来，聂荣臻来得更勤了，毛泽东的觉自然就更少了。
　　 领袖们经常半夜半夜地开会，一开10来个小时是常事。会议大多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就是颐年堂的东门。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前几天，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讨论会，就在这里召开。西边的小厅一般是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在毛泽东卧室开会时，毛泽东经常是穿着睡衣，靠在床头，半躺在床上，这种姿势延续了20多年，似乎这种姿势特别能触发毛泽东的灵感。其他中央领导在床前围成半圆形。时间一长，自然而然有了固定的座位：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邓小平，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然后依次彭真、刘少奇，正对面便是周恩来；最左边一般是列席的人坐的，有个小书桌，可以记录；朱德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始终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会议多在晚间进行；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林彪请病假的时间长，也很少参加会议。
　　 周恩来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最多的人，还要主持国务会议，经常是下午3点开，开到六七点，吃饭，吃完饭接着开，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一般情况都是别人先讲，等大家充分讲完，他再做询问，定出方针。他是总理，还兼外交部长，还是军委副主席、党政军民、工农商学没有他不管的。
　　 许多电报、文稿都由周恩来亲自草拟，定稿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同意后发出，那时往往都已到凌晨。秘书们常常劝周恩来，稿子已送主席处了，赶快休息一会儿，等电报发出再看批示也不晚。但周恩来不听，一定要等主席批定后送来看了再休息。一般总理定稿后，主席那里改动都不大。那时往往是稿子送主席处后，周恩来就看参考资料，等主席那边退回来后，看主席是怎么改的，哪些地方改了，为什么要这样改。有时看了毛泽东的改动，认为还值得斟酌，他就马上拿起电话和毛泽东通话，直到改合适了，电报发出后才休息。那时已是东方发白。回到卧室，邓颖超因身体不好，一般都是早睡早起，往往是她刚起床，周恩来刚下班，两人见一面，周恩来上床睡觉，邓颖超上自己的办公室上班。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军事的日常工作都由周恩来抓，后方的物资供应和其他保障工作很重。当时彭德怀为后方的供应有时跟不上很是恼火，周恩来在后方只有再加班加点。聂荣臻有时去丰泽园等主席，有时又要在西花厅秘书办公室里等总理，好几次等得很晚，就在秘书室的沙发上瞌睡过去了。
　　 周恩来大都是早上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二三点就起来了，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忙起来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干到下半夜二三点，他也觉疲倦，就让秘书陪他出去，在中南海的海边散10至20分钟的步。有时兴致来了，还在后半夜登上小船，在海里划一会儿。
　　 秘书们十分敬佩的是，周总理常常一会是电话，一会是汇报请示，一会又是接见，讲话，一会又回到案边去批示，但是他总是一条一条分得清清楚楚，从不紊乱。仅就请示而言，常常是前面一个人请示的是打仗问题，后面一个人又请示民主人士问题，话题一会儿一换，风马牛不相及，但周恩来马上就能做出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从不搞混。如果别人搞混，他是不客气的。
　　 还是那年冬天，为了支援前方，要做非常精确的军费年终决算和次年预算。事前三天，周恩来即通知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总后财务部长汤平做好准备。这几位都是军队的老后勤，有名的算盘专家。他们知道总理严格细致、精打细算的作风，所以特为突击了三天，把成千上万的数据整理成了报表。开会时，周恩来让杨立三把报表发给与会者，并让他逐项讲解。讲着讲着，周恩来突然叫停：“停停，这个数据不对。”杨立三他们不信：“不会吧，这些数据我们都反复算过了，没有错呀！”周恩来很有把握地说：“不对，你们再算一下。”并让雷英夫也算。结果，还真是报表搞错了。杨立三对着两位同伴直摇头，感慨万分：“哎呀，怎么得了，我们带着一伙人干了三天，还不如总理一瞬间边听边算的准确！”
　　 因为朝鲜战场形势一直比较紧张，遇到不负责任的领导，周恩来也要发脾气，对政务院的部长们也不客气。有时当着秘书的面，对一个部长说：“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并把文件摔给他，“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周恩来稍一平息，他又将文件拿回，指着上面说：“这句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嘛。”所以，直到后来的国务院，没有部长敢马虎，谁都怕在总理面前挨训。
　　 周恩来处理事务向来果断快捷，尤其是要向毛泽东汇报或通气的事，他一般都是不过夜。但有一件事，却使他不禁踌躇起来，而且拖延了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