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
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
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
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
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
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
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
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
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
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
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
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
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
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
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1]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
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
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
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
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
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
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
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
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2]会议
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
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
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
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
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
战”。[3]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
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
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
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
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
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
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
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
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
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
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
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
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4]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
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
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
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
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5]通电
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
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
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
“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6]
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
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
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毛泽东在六月
八日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
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
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7]他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
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是抗
日，请蒋出兵。”[8]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
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
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
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
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
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
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
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
均在排除之列。[9]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
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
、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
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
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10]。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
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
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
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
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
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
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
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
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11]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对张学良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八月九日写信
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
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
。”[12]
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
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
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
表示。”[13]同一天，又写信给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
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
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
事业，愿与先生勉之”。[14]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
，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中共中央也和国民党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
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
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
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
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
的谈判。”[15]这封信七月十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
，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
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
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
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
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
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
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
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
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
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
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
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
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在七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
线工作的领导。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
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
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
，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
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
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
（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
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
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16]〕。从
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
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
“（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
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
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
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
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
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
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
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
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
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
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17]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
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
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
”“‘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
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
的独立自主原则。[18]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
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
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
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
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
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
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
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
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
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19]
会议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
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
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
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
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
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
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
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
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
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
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
的遵守这个协定。”[20]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
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
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
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
，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
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
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
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
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
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
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
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
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
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
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
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
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
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
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
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
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
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
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
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
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
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
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
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
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
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
，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
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
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
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
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
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
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
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
。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
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
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
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
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
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
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
、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
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
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
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
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
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
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
，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
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
，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
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
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
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
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
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
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
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
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
。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
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
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
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
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
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
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
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
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
，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
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
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
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
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
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
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
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
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
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
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
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
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
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
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
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
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
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
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
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
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
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
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
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
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
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
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
）、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
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
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
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
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
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
，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
：“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
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
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
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
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
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
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
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
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
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
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
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
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
？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
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
。”“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
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
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
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
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
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
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
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
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
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
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
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
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
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
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
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
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
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
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
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
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
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
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
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
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
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
、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
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
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
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
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
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
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
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
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
，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
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
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
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
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
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
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
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
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
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
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
“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
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
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
，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
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
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
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
[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
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
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
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
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
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
“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
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
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
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
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注：
[1] 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１９３
６年３月４日。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６
年３月２７日。
[3]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
。
[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
１月版，第３４、３５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２１页。
[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１９３６
年５月２８日。
[7]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１９３６年６月８
日。
[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６
年６月１２日。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３０－３１页。
[10]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
[1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７月２７日。
[12]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
，１９３６年８月９日。
[13] 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３日。
[14] 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３日。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４、４６页。
[16]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
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版。
[1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
６年８月１０日。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１９３
６年８月１０日。
[19] 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
任弼时，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２日
[20][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７７、８７、８９页。
[2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９月１５日。
[2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１１月１日。
[24] 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
日。
[25] 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１２日。
[26] 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
日。
[2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28] 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29]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3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31] 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３
日。
[32]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２
月１７日。
[33]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２
月１８日。
[34]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１９３６年
１２月１８日。
[3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１２月１９日。
[36] 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６
年１２月１９日。
[37]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１２月１９日。
[3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６年１２月１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