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
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
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
，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
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
移到华中。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
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
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
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
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
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
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
。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
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
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
，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
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
的到来。”[1]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
，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
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
，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
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
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
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
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
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
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
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
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
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
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
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
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
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
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
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
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
，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
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2]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
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
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
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
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
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
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
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
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
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
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
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
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
：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
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
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
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
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
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
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
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
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
”“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
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3]十
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
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
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4]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
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
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
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
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
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
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
”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
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
。”“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
，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
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
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
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5]四
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
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
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
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
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
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
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6]但从
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
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
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
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
，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
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
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
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
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7]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
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
，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8]。因此
，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
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
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
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
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
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
，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
。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
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
，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9]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
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
自卫原则为有利。”[10]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
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
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
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
事变”。[11]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
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
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
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12]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
、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
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
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
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13]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
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
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
，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
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
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
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
，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
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
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
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
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
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
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
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
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
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
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
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
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14]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
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
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
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
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
，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
。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
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
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
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
事变”[15]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
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
、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
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
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
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
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
，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
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
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
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
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
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
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
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
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
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16]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
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
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
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
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
，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
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
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
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
坚持全国抗战。”[17]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
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
：“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
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
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
，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
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
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
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
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
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
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18]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
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
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
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
——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
）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
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19]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
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
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
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
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
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20]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
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
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
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
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
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
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
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
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
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
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
，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
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
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
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
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
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
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
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
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
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
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
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
，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
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
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
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
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
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
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
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
。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
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
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
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
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
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
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
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
！”[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
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
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
。”[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
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
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
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
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
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
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
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
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
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
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
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
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
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
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
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
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
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
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
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
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
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
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
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
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
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
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
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
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
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
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
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
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对
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
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
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
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
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
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
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
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
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
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
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
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
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
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
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
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
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
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
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
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
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
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
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
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
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
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
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
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
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
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
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
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
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
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
，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
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
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
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
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
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
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
。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
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
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
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
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
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
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
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s*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
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
。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
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
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
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
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
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然后，佳电又写
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
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
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
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
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
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
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
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颇闻
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
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
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
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
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
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
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
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
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
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
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
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
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
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
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
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
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
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
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
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
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
”[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
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
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
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
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
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
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
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
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
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
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
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你们在困难面前
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
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
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
，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
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
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
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
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
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
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
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
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
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
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
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
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
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
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
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
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
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
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
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
，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
（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
、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
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
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
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
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
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
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注：
[1] 毛泽东：《论新阶段》，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
[2]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出
版，第２７６页。
[3]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９月版，第３
０９、３１０页。
[4]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月
２９日。
[5]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９日。
[6]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２日。
[7]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４
日。
[8]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月
版，第２１０页。
[9] 毛泽东致项英电，１９４０年４月３日。
[10]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
４月１５日。
[11] 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６日。
[12]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
月版，第２１０页。
[13]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
[14]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７５３、７５５、７５６页。
[15] 《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
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６月版，第３０５
页。
[16]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６日。
[17]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７５９、７６１页。
[18]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０
年７月６日。
[19]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１９４０
年７月１３日。
[20] 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
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１７１页
。
[21]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４０年８月
８日。
[22]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３日。
[23][2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
２月版，第２８１页。
[25]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
第１７０页。
[26] 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
１４日。
[27] 毛泽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
１０月２５日。
[28][29] 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30][31] 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
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32][33] 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
、叶剑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日。
[34][37]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日
。
[35]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日。
[36] 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日。[3
8]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
１月３日。
[39]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日。
[40]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９日。
[41]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７８３页。
[42] 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１９
４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43]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１９４
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44]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
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９日。
[45][46]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
、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47]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48] 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
、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１９４
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4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６００页。
[50] 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１９４０年１
月９日。
[51]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１月９日。
[52]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１９
４１年１月１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