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伴随毛主席革命一生的周总理
——为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而作
潘明光
在中国较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媒体和各种文字中，流行着许多用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通过“捧周贬毛”或“拥毛反周”而跃然纸上，不仅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敬爱的周总理之间的珠联璧合整体，硬生生地要撬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从而打造出适应赤裸裸个人利益和权力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这类作品以兽性才华和吃人理念为基准点，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高尚与卑鄙倒挂，生造出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所谓的历史真实，编造了一场场完全兽性化的豺狼相互残杀的发展史。这些早已资产阶级兽性化的文章的内容，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本来清清的一潭池水搅得浑浊不堪，看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越看越使人糊涂，越看越感到莫名其妙，越看越觉得人类根本就既不存在什么真正的人性，也没有什么忠贞和友爱，更看不到将来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剩下的只有豺狼当道和虎豹称雄的现实。纵观毛主席与周总理革命一生的客观真实，真正是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导师和舵手，与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恒定关系。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相遇与相拥
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心悦诚服及其对中国革命总目标的高度一致性，是两人能建立起亲密而默契关系的关键所在。虽然周总理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很杰出的人才，但能真正充分施展才华和水平，正是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才得已实现，而毛主席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杰出领袖和导师，也离不开周总理的大力支持和真心辅佐，由此两人构建起了彼此之间相扶相成、相得益彰的特殊而又牢不可破的关系。周总理与毛主席的相遇和相知、相拥，则要追溯到二十世纪的20年代中期，在这个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革命策源地广州就一见如故，开始了为革命事业的奔走，从而为后来的长期亲密合作与相随奠定了基础。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教条的脱离中国实际，而把马列主义革命原理书本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革命经验专一化的，表面上看很“左”、很革命的错误思潮及其路线，这种错误泛滥几乎彻底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而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和做法却受到排斥和打击。当时在党内军内地位和名望很高的周恩来，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深刻看到了“朱毛”探索“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根据地”战略地位，深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对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中展现的才华和远见卓识深深敬佩。
在毛泽东身处“孤立”境地，以及后来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周恩来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建立起了彼此依赖和支持关系。在当时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苏区的中央局成员，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的发动群众、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待战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宁都会议前期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后方中央局的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支持而气势很盛、咄咄逼人，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矛头直指毛泽东，毛泽东面对这种情势没有屈服据理反驳。在会议陷入僵持局面的情况下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对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工作”的主张坚决反对，提出了：“一种是由我负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意见。
周恩来经过同毛泽东之间的长期而又坚固的密切合作，特别是红军开始长征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以在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政治上坚决支持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层，从而为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创造了根本条件。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在后来的和衷共济、同喜共哀的近半个世纪的密切合作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形成以后，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看后并考虑好自己的意见，再找毛主席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事先性的商量，然后经集体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策和部署。决定作出之后重大和战略性的问题以及重要文电、文件由毛主席亲自起草，具体贯彻执行的或配合性的文件、协调贯彻落实则由周恩来负责，从而形成了政治军事方面重大决策毛主席居核心和主导地位，周恩来居于负责协调、贯彻、督促等关键位置的格局。周恩来无论是在西安事变谈判和重庆谈判，还是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指挥国内的解放战争，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坚持不懈地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都发挥了核心的中枢作用。由于能充分发挥毛主席与周恩来各自优势科学化格局的稳固发展，为中央苏区的不断巩固发展和人民军队的迅速壮大，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创造了决定性的领袖集体条件，构建起了配合默契却分歧很少，打造出了一个个党和人民军队从小到大、弱胜强的人间奇迹，为夺取新中国的红色政权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了世人所熟知和广为传颂的历史美谈。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深信与相随
毛主席和周总理既是杰出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革命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杰出的最高级的领袖人物，更是二十世纪叱咤风云的世界著名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主席同出生于1898年3月5日的周总理，两人在中国革命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上，以及在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艰苦岁月面对残酷的国内外敌人，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岁月中，始终保持真诚相持和亲密合作关系，两人围绕着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真日以继夜、兢兢业业，顽强拼搏、鞠躬尽瘁，彼此所展现的信任和信赖，既是共产党人之间的深厚同志感情，也是光辉的、永世长存的无产阶级战士典范，更留下了动人的、不朽的思想和业绩。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担任党主席和周总理任政府总理同时达26年，成为全世界连续任职最长久、最优秀的重要领导人。毛主席成为世界是杰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而周总理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历史完全证明了两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不可分离的事实。在两人的关系中，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周总理的主张和做法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特殊功能，如果两人离开了彼此的真诚支持与配合，都不会有后来十分成功历史和现实，也不可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宏伟成就。
毛主席善长并且善于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来推动和实现革命的目标，周总理则是一位是以身作则并以鞠躬尽瘁来感化人民的行家。毛主席在革命与建设大政方针的研究和确定上，总是从哲学角度和革命与建设总目标的战略上思考问题，且吃得透、看得准、看得深；而周总理在自己参与研究的路线方针确定以后，则将具体的行政与经济事务承担下来亲自去处理。自然地形成不成文的毛主席把握党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方向，而周恩来则注重把握国家经济发展建设的分工合作模式，相互之间也自觉地遵守这些默契，各自都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政治责任，形成了巩固的政治态势。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楚并且心领神会，能够创造性地准确把握和善于贯彻到各项工作与实际中，毛主席对周总理办事的细致周密也十分称心和放心。由于周总理被毛主席的哲学思维和统率能力所折服，也就自然地扮演着执行者、“配角”的角色，用周总理的话来说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周总理深深知道毛主席高瞻远瞩，比自己看得高看得远，立场也就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所以对深入发动群众来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消除共产党内修正主义，保证政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科学内涵认识。十分深刻透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出现了多种精心包装的“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逆流，但由于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密切配合，发动了旨在清除不耻于人类的臭狗屎的运动，客观上有效地遏制了这些梅毒和瘟疫的扩散与危害，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发动还是深入的过程，周总理都赞成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决策，并成为主要的参谋者和推动者、执行者。周总理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仅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终极目标赞同，而且在出席无数次红卫兵的大型报告会、座谈会，以及小型的、个别的会见谈话中，都高度赞扬和支持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修防修，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给予了深层揭露与批判，用自己光明磊落的言行阻止着抛弃社会主义的种种阴谋诡计，身体力行地终其一生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新中国建立后，自始至终杰出核心领袖的高度默契——前有毛泽东主席对共产主义的高瞻远瞩，后有周恩来总理的具体贯彻落实，在国际上坚持反帝反霸并全面战胜了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从根本上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性质，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正确道路。经过两位伟人最成功的密切合作和艰苦努力，最终把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落后和散乱的旧中国，建设成了初步繁荣富强和凝聚力十分强的中国，粉碎了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猖狂进攻。新中国在毛主席与周总理神交和心心相映的领导下，保证了从胜利走向胜利，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蒸蒸日上，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屹立世界东方的不败之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胜利前进。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强力辅佐和支持，既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如何反修防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三、暮年时期的相伴和相别
虽然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位革命领袖有着出身、性格差异，但由于革命志向和向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高度一致性，及其与生俱来就有的把劳苦大众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神圣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伟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把全部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不仅获得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也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尊敬。当病魔缠身、活动不便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周总理患癌症后，心情非常沉痛，严肃地关切着病情的发展变化，每次都亲自审阅周总理有关医治的病情报告。周总理同样也关心和关注着毛主席的身体，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仍然惦念着毛主席健康并问医生：主席的身体怎么样？我没什么要紧，你们要好好保证主席身体健康，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胸前佩戴的是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像章，枕边放着的是毛主席的著作，这确切地反映了周总理心中人民和毛主席位置的内心世界，以及伟人之间动人心魄的革命情谊。当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停止呼吸的同时，年长五岁的毛泽东主席也在此八个月后与世长辞，标志着两位伟人惊天动地合作时期的终断。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历史上，周总理与毛主席形成的同生共死牢不可破造丰碑的关系，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舞台上所留下的锦上添花时代，深厚友谊谱写的一曲浩然正气的凯歌，为继续革命的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特别是伟人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仇敌忾，彼此信任、长期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关心的革命情怀，构筑了成功合作共事创辉煌的典范，其巨大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周恩来与毛主席之间情同手足同殒共落不约期，同光共辉总相宜的关系，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巅峰智慧交融的象征，在人民心中毛主席与周总理已经不仅仅是代表着两位杰出领导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党、人民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灵魂及精神的最高精华。这既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精髓，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值得骄傲的财富！虽然周总理和毛主席都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思想和名字早已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永远地熔铸在了人类发展史的里程碑上，永远铭刻并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毛主席与周总理崇高而又永恒的实践点亮的明灯，将高高地照耀着后人向美好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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