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稿件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毛泽东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他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一)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面地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他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 “另起炉灶”的涵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曾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雅尔塔体系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建国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毛泽东选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这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主义的做法。当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并先后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施行军事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进入70年代,美国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于是便有了1972年尼克松登门访问中国。经过20余年的较量,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创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时, 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一)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力排众议,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5页。）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之后,毛泽东在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 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的决心。 (二)“和平为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的谈话》。） 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于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准则。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的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解互相补充,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1页。）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对此,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到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二)“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186页）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热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从来不隐瞒其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支持主要的应该体现为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187页。） 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界线,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平共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一些国家同我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保证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寄予深切的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脚点。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一)交朋友的重点应该放在亚非拉三大洲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的谈话》。）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的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②（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第447页。） 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②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致阮友寿的电报》,1967年12月19日。）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志。 在1949—1976年期间,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外交方面的建树。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页。）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揭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并且以新的形态出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外交方面深邃的战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特征,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处于不败之地,还须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时,曾经揭示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霸权主义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人权外交”、“经济制裁”,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甚至于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局面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3月23日所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9页。）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政策是,无论谁搞霸权主义都一概反对,至于国家关系,中国历来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这样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继续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毛泽东在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又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正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90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势力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是这一斗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多次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是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1页。）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WM〗立、主权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9页。）与此同时,中国应积极促进南北对话,参与南南合作,推动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事业,以此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