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会议

　　 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他，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份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目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小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一个因由。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搞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批判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止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宋玉的辩才

　　 毛主席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三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五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乘风破浪

　　 在15目的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作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写评论和到地方上去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与评论的办法。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谈到这里，毛主席提起他几天前（1月12日）写给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韦国清的一封信，信中是谈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中说：“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毛主席说，他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毛主席又说，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一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毛主席还强调说，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主席问我，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我回答说，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毛主席严肃地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作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些，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安徽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毛主席接着就谈到了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三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他说这三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我向毛主席汇报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五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毛主席听后说，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毛主席还问了人民日报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向他汇报人民日报干部情况后，他说，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应，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同志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主席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我不看了”四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后来乔木同志在会议让只检讨1957年的事，没有谈1956年的事。

　　 谈话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毛主席毫无倦意。最后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1月16日）上午，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谈学习问题。他开头就说，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毛主席说，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映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又说，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历史表明，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冒进是对的，根据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思想撰写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也是对的。把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讲话，作为历史教训，记录下来，看看毛主席50年代后期起的错误指导思放早期轨迹如何，我以为还是有益的。至于他在这次会议期间关于如何办好报纸的意见．无疑是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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