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不好，只要时间允许，肯说话，敢说话，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特为搬来了两位对西北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本来这个会是要在北京开的，为了结合实际，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他决定改变会址，到三门峡工地去开现场会。
　　 时间是1958年4月21日。4月的三门峡春寒料峭，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照进屋子，花花点点的。一开窗便有一股冷风刮在脸上，仍有着深深的寒意。周恩来到达三门峡不久，就来到工地，看望一万多建设者。他身着中山装，一会儿走到头戴安全帽的工人面前一一握手，一会儿停下脚步，同工程技术人员探讨问题。当他走到工地浮桥上凭栏远眺，眼前的景色使他顿生联想：工地上人如海潮，机器声震撼大地，一片沸腾；黄河犹如暴戾的恶龙，穿山破壁，气势汹汹地奔腾而下。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其下约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右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左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照我来”（即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周恩来望着无数巨龙般扭在一起的河水飞旋而下，然而一撞击突兀而立的中流砥柱，便粉身碎骨，化作千万朵雪团般的浪花。周恩来发出一声赞叹：“砥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
　　 现场会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认真听着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掌声如潮。陕西省来了不少人，他们一开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等等，等等。
　　 4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地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认为：“如果这次是一个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甚至说了一个一般人都避讳的词：“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
　　 周恩来虽然指的是治水，可这由衷之言却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即一个稳字。诚然这与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相抵触，尽管他们的意愿是一致的。
　　 三门峡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确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为350米，后来又抬高至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陕西省对此意见很大。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可苏联方面说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定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槛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按他的老习惯，每到一地，只要时间允许，他都要看看第一线和后勤的普通工作者，往往他们最辛苦。他同他们握手，有时问候几句。许多人的手上还沾着油污，来不及擦洗，便被他握住。当他路过一座30多米高的塔吊时，恰巧女司机小郭顺着扶梯走下来。周恩来笑呵呵地握住她的手，问：“塔吊这么高，怎么上去的？一天上下几次？”小郭红着脸一一作答，周恩来高兴地点头。他来到另一座龙门吊跟前，朝上看了看，扶着梯子就要上去。跟随人员有些紧张：“首长，这太危险了！”周恩来笑笑：“人家一个姑娘都能上去，不要紧的。”他顺着扶梯上到顶，朝四周看去，整个工地全景尽收眼底。这时闻讯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都想看看周总理。一个小伙子嘴里嚼着馍，使劲往前挤，工作人员正要阻拦，被周恩来发现了，他招呼小伙子上前，问他吃的什么，小伙子不好意思，说是馍，周恩来从他手里接过馍，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尝尝，说好吃，周围的人都乐得笑了起来。这次现场会有中央有关部门与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负责人参加，讨论了三门峡工程1960年汛期拦洪蓄水和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他还就控制水土流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10月8日是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的日子。他这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来视察水电站的。这时的中苏关系已从蜜月到了冷宫，随着全国大批撤走的专家和停运的设备，三门峡工程也面临停顿的境地。毛泽东在迎接挑战，他号召全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一切靠我们自己。1960年大坝拦洪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我国自己也生产不了。周恩来决定我国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解决困难。太原重型机器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决了三门峡的燃眉之急。苏方还将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扣留不给，使得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来后也无法安装。焦急的周恩来亲自请来沈鸿、李强、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他在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批示，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集体攻关。他让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结果在沈鸿主持下，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周恩来陪外宾到来之前，已经开始焊接。周恩来一到，就来看水轮机转子，他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用手使劲推了推，问沈鸿：“焊接牢不牢，会不会出毛病？”这可是发电机的心脏，任何一点隐患都可能铸成大错。
　　 沈鸿回答：“估计不会。”
　　 周恩来擦擦手上的油污，点点头：“一定要保证质量。”
　　 三天以后，水轮机转子焊接完成。第二年的2月，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进行了试运转。后来三门峡改建时，将其拆除，把它重新安装到了丹江口水电站。